孟伟哉，男，1933年12月生，山西省洪洞县人。著名作家，当代画家。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，国家新闻出版署专员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。195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。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历任太岳第八纵队军政干校学员，连队宣传员，一八0师文工队副分队长、师政治部宣传科见习干事，五三八团宣教股见习干事，师政治部秘书，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讲师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干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、副总编辑，《当代》副主编，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及省文化厅厅长、党组书记，《现代人》主编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、《当代》主编，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。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、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昨天的战争》、《访问失踪者》，作品集《孟伟哉诗选》、《孟伟哉小说选》，论文评论集《作家的头脑怎样工作》，散文集《人在风云幻化中》，中篇小说《夫妇》、《黎明潮》、《安尼丝之谜》、《望郢》、《旅人蕉》、《逃兵戈尔巴托夫》等10余部，短篇小说《归途》、《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》、《战俘》等100余篇，画册《我的画》等。部分作品译有多种外文版本。中篇小说《一座雕像的诞生》获首届《解放军文艺》奖。人生经历少小从戎1940年春，6岁的孟伟哉被带到邻村去参加一场秘密的追悼会。在反共高潮中，他的父亲——身为山西青年抗日救国决死队排长的孟守义牺牲了。对年幼的孟伟哉而言，父亲离去最直接的影响是：他失去了安定的生活。母亲被迫改嫁，封建世俗的流言蜚语又开始在他们周围弥漫。走在村里，孟伟哉总觉得抬不起头来。“那时，我迫切地想要离开那个地方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”1948年6月，14岁的孟伟哉终于如愿以偿，加入革命队伍，离开家乡，开始征战生涯。1951年，尚未成年的孟伟哉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兵，时任60军180师政治部见习干事。刚满17岁时，他随部队入朝参战，两年后，被调任为师政治部秘书。在朝鲜战场，他经受着战火的洗礼。1953年5月30日，夏季反击战战事正酣。孟伟哉手捧文件，疾行在师指挥所的羊肠小道上。突然，敌机来袭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他失去了知觉。孟伟哉后来才知道，敌机在离他不远处投下炸弹，他身旁的两名女战友牺牲了。在战地医院，孟伟哉的整张脸被包扎得只露出眼睛、嘴巴。“我的皮肤被气浪灼烧，剧烈疼痛，连汗毛都碰不得，但我当时没有叫、没有哭、没掉一滴眼泪，那真是士气高昂呀！”至今，孟伟哉仍清晰记得，在送伤员返回祖国的白色火车上，他仍在烟盒纸上写着诗歌，令护士们很奇怪。在辽宁省安东（今丹东）市区的某个礼堂里等待中转时，孟伟哉借了旁边一个伤员的小镜子一照，看到他被炸伤的耳朵竟突兀地冲着前方，就像小孩子的手一样大。这时，孟伟哉不禁潸然泪下。此时此刻，他才开始意识到这副容貌将会影响自己未来的生活。来不及多想，他请旁边的伤员帮他重新包扎。“这样耳朵虽然基本复位，但由于包扎得太紧，又有些新的变形，而且留下长期炎症，至今两只耳朵长得也不一样。”孟伟哉指着自己的耳朵继续说：“我父亲为国家牺牲，我为国家负伤，我们两代人没有对不起国家！”笃志南开1953年底，20岁的孟伟哉被鉴定为三等乙级伤残，作为荣誉军人回到山西。伤残后，他决心上大学。“既然不能上战场了，我就提高文化，去当个新闻记者，把那些曾和我并肩作战的英雄们记录下来。”刚入伍时，孟伟哉按照部队的要求写了一篇文章，教导员对他的评价是“粗通文字”。部队里一贯注重战士文化水平的提高，在这种大气候下，好学的孟伟哉更是惜时如金，抓住一切机会学习。朝鲜战争转为阵地战，两军对峙，这使孟伟哉获得了更多时间来学习。他喜欢文学，在部队写通讯，也写诗歌和小说。1953年评军衔前测验文化时，孟伟哉被评定为高中学历。孟伟哉继续读书的想法得到了部队领导、战友们的支持。拿着山西民政厅的介绍信，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作为高考志愿。报了名，离高考只剩下25天。从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孟伟哉暗下决心:“既然要考，就一定要考好。”他向朋友借来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文科教材，开始不分昼夜地苦读。“啃”完这厚厚一摞教材，他又蹲到书店里阅读相关课外书。他以军人的毅力和倔强拼搏着，困了，就用凉水冲头，灌下大杯浓茶来提神。为了保证有充沛的体力，他常常下“馆子”，挑有营养的菜吃。短短25天，他竟把三个月的津贴费“吃”掉了。天道酬勤。首先开考的语文让孟伟哉信心倍增，有话可说。面对作文题《你为什么要考大学》，他提笔疾书：“我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我的战友们浴血奋战，甚至壮烈牺牲。我不能忘记他们。我要记录英雄，我要写出对后代有用的话，哪怕只有一句……”1954年8月底，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孟伟哉手里，他高兴极了。他是山西省仅有的两名考入该校中文系的学生之一。入学后的半个月里，孟伟哉仍不断地问自己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入学后，他才知道南开中文系在全国只招收了21名学生，他是第21名。入学仅仅几个月，他就在《天津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《战后相逢》。后来，他又陆续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。他曾是南开大学团委委员、学校文学社社长、学生科学研究协会主席和学生会中文系总干事。入学时他穿着的旧军服上挂着四五块纪念章和军功章，走在校园里吸引了许多同学的目光，他感到很自豪。然而，自豪的孟伟哉也有不敢做的事情：“那时学校每周都举行舞会，我爱去看热闹，却不敢在舞会上邀请女生跳舞，怕人家不同意，没面子。”他的坦白让我们不禁失笑。醉心文艺大学毕业，孟伟哉被分配到人民大学教书。1965年调入中宣部，他努力实践着自己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理想。然而，“文革”中，中宣部工作人员全被安排到宁夏。1973年7月12日，孟伟哉回到北京。次日清晨，大风大雨无情地吹打着一个孤独的身影，他就是赶往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的孟伟哉。他行色匆匆，唯恐耽误分秒而错失这个重获工作的机会。此后，他创作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昨天的战争》、中篇小说《一座雕像的诞生》等，其中，《昨天的战争》全部完成时已是2000年年末，算起来历时26载。20年前，这部小说的上部由著名演播家曹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，在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。然而，他并未就此停下脚步。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型期刊《当代》期间，发现了包括路遥、史铁生在内的许多文学新人，这些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著名作家。1985年，他在青海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《现代人》，为年轻作者特别是青海年轻作者的创作活动提供了舞台。由于刊物方向正确，品位高雅、气息清新，受到广大读者好评，在文艺界产生了积极影响。1988年11月，孟伟哉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。为了体会美术创作的甘苦，55岁的他开始拿起画笔。如今，孟伟哉仍乐此不疲。老画家邵宇说他“展开了文学和美术的双翼。”因为孟伟哉是名作家，出于好奇，很多人都想看他的画。原本以为这位老同志闲来无事，修心养性，画点松竹梅兰玩玩，谁想到，他的表现方式多变、随意、传神，就像童言无忌，让人耳目一新，很容易地被感染。他画作的境界和出新，让作家们叹服，也让画家们惊异。孟伟哉完成了他迄今最大篇幅的画作。这副高1.45米、宽3.6米的《蜀道古柏》，寄寓着萦绕他心头近60年的感受和思绪。回想1949年12月，孟伟哉随军攻入剑门关。在山中借宿时，他发现了大片的古柏。这种状如雕刻、枝叶遒劲的“神秘”树木就此刻入他的记忆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重返四川，他才得知树名为“诸葛张飞柏”，是三国时行军的路标，算来已有1800多年历史。朝代更替，树木依旧，这让孟伟哉不由得联想到共产主义事业面临的挑战。“这幅画是想表达我的忧患意识啊！画出这副画，我有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感觉。”他说。读书是孟伟哉不变的兴趣。目前，孟伟哉正反复品味着《史沫特莱文集》。这名美国女记者曾追随八路军，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革命。“我希望史沫特莱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，因为她的作品给予我的震撼并不逊色于鲁迅的作品。我生在上世纪30年代，她也是那时来到中国的，她的文字填补了我模糊的童年记忆，也让我更加了解中国的命运。”谈到史沫特莱，孟伟哉的声音里洋溢着钦佩和激动。“她应该是每个记者的偶像”。为了表达这种敬意，今年清明时节，孟伟哉专程到八宝山烈士陵园的史沫特莱墓前敬献了花圈。心忧天下孟伟哉通常在儿子的空房子里接待客人，离休后，这里就成了他的工作室。“我是每天按时按点自己给自己上班”。这个异常简朴的房子面积不大，光线暗淡。除去阳台上怒放的鲜花，很难在这里找到浓艳的色彩。房中散置着书籍和绘画工具，墙上挂着孟伟哉的画作《西藏半笔》，只寥寥几笔浓墨，山的庄严便跃然纸上。虽然已是颐养天年的时候，他的思虑却从未减少，除了参加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，他还经常收到来自各地的信笺。因为出生在农村，孟伟哉非常关注“三农”问题。他对农村的很多现象有着独到见解：“农民为什么早婚呢，因为农村医疗水平落后，农村人口平均寿命比较短。”虽然现在农民的利益在很多方面已经得到改善，但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说这些时，孟伟哉的眉头总是紧皱着：“没有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，农民的利益必须要得到保障啊。”